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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陆 夷
“各地制定彩礼金额上限标准，不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的两倍。”日前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提出，应通过“限高”切实把“低彩礼”落到实处，对此一时热议不断。
“高价彩礼”是农村一大陋习。以婚姻为目的，给付一定彩礼，是我国很多地方的习俗，但一些地方却逐渐演变为“高价彩礼”“天价彩礼”等问题，“因婚致贫”“因婚返贫”现象时有发生，对此群众颇有怨言。网上流传的多地彩礼清单，往往从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，侧面证实了治理需求之迫切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“高价彩礼”问题与传统观念、性别比例、经济因素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一些人据此认为，其在保护女性权益、维护家庭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。这些观点，不仅陈旧而且荒唐，显然不足以构成“高价彩礼”应该存在的理由。这些年来，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关注高额彩礼问题，到各地各部门持续部署破解之策，推动移风易俗，都释放出“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”的鲜明信号。
建议的另一大争议点，还在于设定上限是否可行。从报道来看，来自基层的石炳启代表在走访调研200多个村庄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建议，同时江西、宁夏等地也展开了一些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的积极探索，反响良好。此外，关于彩礼数额，2024年最高法曾在《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中明确，判断彩礼是否过高，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。也就是说，标准的判定确实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。由此来看，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，均不乏合理之处。
而从更深层次看，彩礼金额之变，其实是群众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的转变。这一方面需要“管得好”，结合实际真正拿出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，另一方面也要“服务好”，即通过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，潜移默化改变婚俗、改变乡风。正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“农村移风易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、‘一刀切’的办法硬干蛮干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单独靠制定上限，显然难以达到最佳效果，需要哪些配套，如何妥善实施，都需要因地制宜，进一步考量。
“破旧”的关键还在于“立新”。近年来，从妇联、共青团等组织积极发挥作用，到把抵制“高价彩礼”、大操大办等纳入乡规民约，再到司法实践引领彩礼回归“礼”之本质，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形成新婚俗、新风尚。石炳启代表所在的村庄，把村委会旧址改造成了“红事大厅”，让村民在这里办婚事，所有事务由村红白理事会统一安排，有助于村民树立“不比排场比幸福”的观念，这也正是建议的出发点所在。
提出建议，是代表履职的过程，也是思维碰撞、共识凝聚的过程。诚然，彩礼这一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，而由此开启一场讨论，让基层现状被更多人看到，让观点充分表达、深入交流，并为相关部门和其他地方提供一些参考，未尝不是现实价值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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